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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封“不正经的感谢信” 暖了医患关系火了朋友圈

2019-05-26 15:45 来源:长江网

  一封“不正经的感谢信” 暖了医患关系火了朋友圈

  百度”人才布局加速可能有个细节并不被大家熟知,被习总书记“点赞”的海康威视研究院研发团队,很多都是90后,这支年轻的队伍中,博士、博士后以及硕士研究生的占比接近70%。两会期间,南京大学成立人工智能学院。

(记者程靖峰)”全国人大代表,南京市委副书记、市长蓝绍敏说,除了出台政策,南京还在为人才的成长创造良好的创业创新生态。

  此外,还将布局和建设以临床医学+X、区域与国别研究为代表的前沿和交叉学科领域,带动学科结构优化与调整。新时代背景下,面对高质量发展的新任务,江苏该如何继续利用好“第一资源”,让人才驱动创新跑出“加速度”?这两天,江苏的代表委员就此展开热议。

  ”16日,在湖南省高职创客教育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,湖南机电技术职业学院副院长李玉民说。北大提出,将建立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,加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体系建设,并实现学生在学部内自由转专业、在全校范围内自由选课。

要改变这种状况,亟须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基于自己的研究发出自己的声音。

  “学校的发展饱含着几代人的理想追求,要充分发挥学校制度和体制的优越性,凝聚人心。

  武传松说,从几十万吨的航母到不足1克的微电子元件,几乎所有的产品都离不开焊接技术。实施新型技能大军培育工程,促进校企合作开设订单班,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,与国际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开展合作,培养具有国际水平的高技能人才。

  但在传统的熔焊过程中,金属局部熔化、形成熔池,在随后冷却凝固时焊缝中容易形成气孔、夹渣、裂纹等缺陷,影响焊缝的质量和性能。

  值得注意的是,中国人民大学在学科建设上还分成了“珠峰”“高峰”“高原”,希望通过建立交叉学科、新兴学科自然生长培育机制,使优势学科优势更加明显、特色学科特色更加鲜明、基础学科基础更为牢固、支撑学科支撑更为有力,打造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话语体系。要建构创新资源充裕、创新基础设施完备、创新主体支持、创新创业机制支撑、创新文化熏陶的综合环境,建立充满机遇的事业发展环境,建立公平正义、切实维护人才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,宜居便利的生活环境,崇尚科学、尊重创造、鼓励创新、激励创业、宽容失败的社会文化环境。

  “建立健全与一流大学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,充分发挥发展规划的导向作用、学科预警的监测职能、绩效评估的配置成效,以领导小组、工作小组、专家咨询委员会等体系性管理架构,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、推动管理服务一流化,为‘双一流’建设提供优质制度保证”。

  百度程静提出,未来的政策应更精准地针对某一个产业或某一个环节。

  得知这一消息后,林光美认为,这是“抓人才”的好机会。面向全球集聚诺贝尔奖获得者、美国科学院院士、英国皇家学会会士等在内的顶级科学家近500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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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宇嘉:解决“类住宅”关键在于土地市场化改革

2019-05-26 08:20
来源:每日经济新闻

五一小长假之前,上海市发布了《关于加强本市经营性用地出让管理的若干规定》,要求办公用地不得建设公寓式办公,商业用地未经约定不得建设酒店式公寓等“类住宅”;土地出让合同要明确商办持有比例和年限,持有期内不得转让;经营性物业要明确长期持有的比例;社区或住宅配套商业要长期持有。

这并不是一个孤例。此前在3月份,北京和广州就曾发布打击“类住宅”的一揽子政策,从销售对象(仅限企业)、设计报建(限制最小分割单位)、暂停贷款、停止项目审批等几个死角,全面堵死“类住宅”的生存空间。

“类住宅”缘何泛滥,地方政府为何要果断出手呢?

首先,商业办公(有其城市外围)租或售,都存在资金回笼周期长、利润不高的问题,商办用地建“类住宅”,对开发商而言是利润最大化和尽快收回投资的选择。

其次,互联网冲击实体商业,大城市产业升级(现代服务业贡献率超过70%),商办空间需求明显下降,商办项目很难招商,土地也很难卖个好价钱。

再次,住宅项目要配给公共服务设施,教育、医疗类设施还要独立供地。对于空间逼仄的北上广等大城市来说,住宅项目对政府和开发企业的压力较大。而“类住宅”项目不仅不需要配建公共设施,还享受住宅溢价。

最后,近年来一线城市人口涌入,住宅需求旺盛。房价“上台阶”,限购政策强化后,不限购和价格较低的“类住宅”就应运而生。2016年,北京和上海类住宅销售均价分别为每平方米29770元和25700元,仅相当于同期商品住房均价的72%和56%。由此,“类住宅”火爆就不难理解。

尽管“类住宅”客观上有生存空间,也补充了住宅需求,但其最大的问题是违反了土地用途管制、城市分区规划,造成城市生活和生产功能混杂,人为降低用地效率,并导致“城市病”更加突出。目前,“类住宅”主要集中的城市外围,本来基本规划为商业办公的区域,却集中了大量居住人口,加重了配套压力。区域内小商小贩、私立学校医院散点式无序分布,从外围到中心区的各条道路和轨交、换乘站点拥挤不堪。另外,“类住宅”泛滥导致京沪等大城市人口和空间“紧约束”政策失效。

近年来,京沪等城市在人口、土地供应上,均采取“减量发展”的政策。但是,“类住宅”以其不限购、低价格优势,成为外来人口“扎根”京沪的选择,而人口增加也倒逼城市空间扩张。

出现“类住宅”乱象,其中一个直接原因是基于政绩的规划。基于区域形象和短期GDP及税收政绩考核的考量,城市各区都有出让商办用地、建设商业办公中心甚至CBD的激励,但外围商办招商困难、经营困难。笔者调研,京沪深城市外围区域,商办项目除一楼底商餐饮、儿童娱乐还算景气外,二楼及以上空置现象比较严重。

监管不严是另一个直接原因。住宅销售能更快地赚钱、更快回笼资金、配套压力更少,更易于让土地卖个好价钱,部分地方政府对此也是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。于是,开发商在规划报建和审批阶段便为今后切割改造留下方便之门,而批后用途监管大多形同虚设。

不过,“类住宅”乱象真正的根源还在于用地。大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很快、人口迁入很快,工业和传统商办用地的单位空间产出效率下降,用地供应理应向现代服务业及需求更大的住宅倾斜。

目前,包括一线城市在内,我国大城市40%~50%的存量用地为工商业用地,住宅用地不足20%,而国际大城市刚好相反。原则上,土地所有者要追求更高产出和更高地租回报,工商和传统商办用地就会被现代服务业、居住用地所替代。同时,土地用途周期(最少40年)一般大于产业周期。互联网冲击下,产业由盛转衰或被消灭的周期也缩短了,客观上存在着调整土地功能的需要。但在我国,用地功能转换并无这样的市场化倒逼机制。

对此,各地需要对用地功能进行调整,对于涉及区域规划的调整须经政府审批程序,召开听证会,重签土地出让合同并备案;另一方面,用地功能调整涉及企业转制,转作住宅要补缴土地出让金,增加公共配套支出,但原用地主体很多是国企,转制困难、无力补缴地价,很多企业往往还希望“借地生财”,导致功能转换停滞。

于是,城市外围就批出了大量工商业用地,而原有工业、商办也难以盘活,导致住宅用地紧缩,也由于外围工商业“不经济”而导致“类住宅”泛滥。

因此,解决“类住宅”,一方面在于刚性的存量土地盘活机制,以地均产值、就业人口为刚性指标,建立划拨类工业用地和园区腾退红线,触及红线的工业用地和园区一律收回;另一方面,应加快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,减少地方政府基于短期经济和业绩考虑的用地行为;最后,要加快推进制造业去产能,腾出无效占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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